我在村里度过的童年(三)

分享 李维康 12月21日 00: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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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事儿,但只有跟人命相关的事儿才是“大事儿”,因为通常人们遇到大事儿会说“人命关天”。这些大事儿可以用“生死”两个字来概况,乡间会概括为“红白喜事”,比如结婚、生子、做寿这都是“生”,是“红喜事”;家里老人过世,这是“死”,是“白喜事”。乡村里的红白喜事,原来有着很多礼仪和讲究,办事的大家长会找村子里的“主事”来操办,因为老一辈传承的“规矩”只有几个年长的“主事”知道。

村里有红白喜事举行,是小孩子们非常高兴的。首先,都会摆上宴席,能吃上“八大碗”“十大碗”。当然这规矩是规矩,有时候根据办事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会调整。但红事跟白事所上的席面是不一样的,具体怎么不一样,也不是太清楚了。流程是一样的,先给凉菜,上盘花生米,再来几个热菜,然后陆续请出“八大碗”,记忆中有丸子汤、鱿鱼汤、红薯汤、红白豆腐汤、姜米(大米或糯米)、银耳汤、雪花肉、肚丝汤。顺序或许不是这样的,因为村落和规矩的不同,八碗也有不一样的,但大体上相差不大。那时候,孩子们很稀罕,一碗上来,一点不夸张,“5秒”碗就见底了,一桌子虎视眈眈的。当然除了这八大碗,还有一条“清蒸草鱼”或者“红烧鱼”是让人期待的,经常有人被鱼刺卡到。“吃席”是件快乐的事情,童年的视野里,也就只能看到“吃”的层面。“吃”的背后,却知道的很少。有人结婚要喜糖,有人办丧看闹戏。以前村里办丧事,会请“道士戏班”来演戏,穿道袍,有“变脸”“甩发”“抛接飞刀”“矮子功”等,上演的戏剧有《六月雪》《秦香莲》《四郎探母》《枉凝眉》等等,演什么戏,由班主或者办丧的那家掌柜定。那个时候能见识到这么多精彩表演很是震撼,还学着打梆子,吹喇叭,打镲,吹唢呐,最终不知道因为什么问题不了了之了。若是当年能学得这门手艺,现在不知道又是什么光景。“吹啦弹唱”罢了,出殡的时候,献祭的“花馍”就归了小孩子们,“花馍”跟“剪纸”一样,也是民间传统工艺,有各种不同的动物造型,不同的颜色,很是精致。除了“花馍”就是“花圈”,花馍可以留着,花圈就必须送到坟墓上了。除此,还扎了两只“仙鹤”,男女童子,马驴座骑等,因为性别,年龄等不同,陪葬的物件也都不一样,这里就不敢胡乱说了。

以前,办事都讲个“面子”,讲个“排场”,无论是红是白,都摆宴席,象征着家里的富有和地位。90年代之前,吃个宴席,村民还都能吃得完,不存在浪费情况。后来,家家户户生活都好了,鸡鸭鱼肉每天都有了,也不那么野蛮了,不像以前很快就抢光了。现在情况是,很多吃不完,因为腻了,于是就有了“铺张浪费”的嫌疑了。再加上确实由于人的攀比心理,传承没有做好,传统规矩的婚丧礼仪变了味,婚礼车队比谁长,宴席比谁花样多,礼金比谁收得多,于是反倒成了“坏习气”,然后中央就拿出一个政策:红白喜事从简,反对铺张浪费。经济在发展,社会在发展,文化在发展,但显然文化发展的脚步慢了点,精神文明建设还要走很长的路。在思想价值多元化的今天,一些地区“闹洞房”太过火的新闻屡见报端,说是“旧习”,但我想这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,而是夹杂了很多“现代娱乐元素”才成为令人生厌的样子。我们没有学到祖宗的规矩,倒是学了不少西洋的“糟粕”,“娱乐元素”可以有,但要放在合适的场合,而不能出现在“人命关天”的大事儿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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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维康

生于90年,号浮萍居士,字康龙。诗人,编剧。临汾自由诗社、简爱诗社山西分社成员。代表作品《夜诉》《夜语》。